广东高考状元不宜炒作
2015-06-26 10:25:31   华信学历    次

   以大学“去行政化”改革轰动教育界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最近又出惊人之语，他说：“近30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来。”原以为他此番出言不逊，一定会招致全国教师的口诛笔伐，没想到从高校到媒体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缄默，或许他们都有想批、想骂的冲动，但谁都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底气。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这些年亲手拼装的流水线产品都是什么样的货色！包括被清华、北大争相哄抢的文理状元们，都被塑造成了高分低能的应试机器，注定成不了大师级的杰出人才，甚至还成不了各省市、各行业的职场状元。
　　
   不是吗？据《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披露，恢复高考30多年来，高考状元新鲜出炉时“曝光率”极高，引得各路英豪都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毕业之后随着状元光环的逐渐褪色，其“能见度”却越来越低，直至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其职业成就也远低于“社会预期”。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这30多年来全国各省文理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更不要说培养出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巨匠了。
　　
   说到诺贝尔奖，不禁想起，几年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率一批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讲学，当有人问到他们当中有没有“高考状元”时，杨振宁先生笑道：“按照中国的高考标准，我们都是差生，在中学里，都排在十名以后。” 杨先生的话不乏幽默的成分，但充分揭示了一个真理：“高分”并不完全等同于“高能”。近年来深受社会诟病的“高分低能现象”，正是中国式应试教育的世纪悲哀，如果不及时改弦易张，将继续毁掉一代又一代祖国的花朵，最终将葬送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这不是朱清时危言耸听，而是一代有识之士的共同忧虑。其实早在朱校长之前钱学森就向温家宝提出了著名的世纪之问。钱老感慨地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指的一定不是被我们年年热捧的高考状元！从钱学森之问到朱清时之忧，从高考状元的沉浮到高等教育的兴衰，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弊端，也看到振兴教育的出路与希望。兴利除弊，让我们从重塑高考状元，善待高考状元开始吧。

    热捧状元，在国内是有历史渊源的。那就是沿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有科举，自然就有状元。古时候考中状元，一朝成名天下知，将被皇帝特赐插花游街。状元们头戴金花乌纱帽，身穿大红袍，手捧钦点圣诏，脚跨金鞍红鬃马，前呼后拥，旗鼓开路，气派非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历史上的状元情绪到今天不仅没有消失，甚至有勃发的趋势。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科举状元，和现在的高考虽然名字相同，实质上却有非常大的区别。科举时的状元，全国只有一个。现在的状元，却是遍地开花。不仅每个省分别有文科和理科状元，市县一级也都会评出当地的文理科状元。换言之，现在的高考状元正是借用古代科举状元的概念在宣传造势，将其抬到一个非常崇拜的地位上来了。
　　
   这无疑会妨碍创新教育。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提出素质教育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教育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应试教育的根基并没有被动摇过。而应试，就是为了考试。所以，社会对于状元的过热追捧，只会强化“唯分数论”的错误教育理念，陷入高考升学率的恶性竞争之中，导致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同时，追捧现在的高考状元，还将给社会带来急功近利的表现。对此，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有个叫张非的中学生，他利用考试来谋取利益，非常典型。考上北大，不好好学，回去又考清华。考上清华又回去，再考清华。每次考上，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都会奖励他不少钱。不断地考，不断地得状元，不断地钱就来了。
　　
   当然，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社会的急功近利化更严重的还在于学校和社会。对于高中学校而言，只要培养出一个状元，不仅倍有面子，更重要的是能吸引相对优秀的生源；对高校来讲，能录取多少状元往往被大做文章。比如广东某大学就一再加大对高分考生奖励力度，各省高考总分状元报考不仅可获12万元奖学金，同时免去四年学费。
　　
   而在社会现实中，各种找高考状元代言的营养品广告、打着状元旗号招摇过市的辅导书等过度消费高考状元的商业喧嚣更是让人不厌其烦。但是不管怎么说，政府和民众已经达成禁止炒作高考状元的社会共识，真希望今年这样的急功近利能够少些、再少些。